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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从两部影视作品和“债务流派”说开去:现代职工是如何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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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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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6 15:20:54 |显示全部楼层

几个月前,一部名为《抱歉打扰》(Sorry to Bother You)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上映,被网友戏称为苦命职工向资本社会竖中指的奇幻之作。他们借此在论坛上兴起了一波讨论,从“上班族”和“上班狗”的分野,到自嘲“吃土即是正义”,又不约而同地提及了电影给他们带来的那种“古怪的荒诞感”。

与此同时,另一部被称作萌系社畜动画《职场小烈》(Aggressive Retsuko)正在日本热映,动物角色对职场的夸张演绎博得了观众的诸多共鸣,尽管因为资源限制,国内热度寥寥,却在网上打出了9.2的高分。

不论是否热衷于谈论现代职工话题,我们都很难再将其从日常语境中摒弃出去。因而当它大规模地介入艺术创作时,已经鲜少有人会为此大呼小叫。无休止的过劳、身份焦虑、惊人的债务负担,以及那些浮动在职场暗流里的办公室政治、欺凌、歧视等被搬上荧屏或者写进书里,成了这个悲惨时代最尖锐的反映。

然而正如观众们所留意到的,在最近的两部片子里,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隐退,取而代之的是荒诞、夸张的虚构叙事。但从大部分观影者的反馈看来,这似乎未尝削弱它们对现实的针砭力度,在某种程度上,现实感甚至更为强有力了。

如果说艺术和现实之间存在某种辩证统一性,那么值得追问的是,现实在何种程度上催生并成就了这样的艺术表达?

直到《抱歉打扰》的预告片流出,大多数人都还以为它将是这些年一连串黑人喜剧片的又一力作。但到了7月上映时,这种声音已几近于无。电影的本意似乎滑脱出了人们最初对于它的预期,从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主角卡修斯·格林是个身无分文的黑人穷小子,和左派街头艺术家女友一起住在叔叔的一间即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车库里。在失业的日子里,电视循环播放着名为“无忧”(Worryfree)公司的招募广告:加入革命性的生活方式,签订没有工资的终身合同,由公司一站式解决住房和吃穿顾虑。

尽管被指控为变相奴隶制,那种粉色的、昂扬人心的的语调始终盘旋不去。卡修斯在期间加入一间电话销售公司,凭借对白人腔调的模仿,他被提拔为超级销售员,坐上了象征资本和身份的黄金电梯。对于既得利益的守成很快离间了他和企图组织罢工的底层工友。卡修斯扶摇直上,进而被无忧”公司老板相中。

直到那时,他才发现“无忧”公司的一项秘密人种改造计划:将员工变成半人半马,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省劳动和管理成本。卡修斯幡然醒悟,在最终的博弈中,他重新以左派反剥削姿态回到了劳工中间,得以挫败了这项非人计划。

电影中被异化成马人的员工 来源:网络

外媒对《抱歉打扰》的报道指向了它在叙事上的怪异。在这样的叙事语境下讨论现代劳工制度和人的处境,或许才是通往这部影片和更真实的现实的钥匙。我们有过太多相关主题的观影经验了——从反映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摩登时代》,到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收入不平等、劳工权益的控诉,再到近些年每每引发舆论热议的职场剧,关于这一议题的艺术讨论在相当长时间里都秉持着写实主义的自觉。

于是当卡修斯在房租和工作业绩的逼迫下突如其来地变换出纯正白人腔调,当黄金电梯的权限密码仿佛长达一个段落,当半人半马的形象嘶叫着跌入由影片营造出的诡谲光线、“无忧”公司老板振臂一呼这将是人类生产力的新一天时,所有的人大抵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而从任何角度而言,这部作品都是荒诞的、超现实的。

但当人们抽离出来,会发现它讲述的依然是生活现实和社会现状问题:惊人的债务、房租、无休止的过度劳动、身份焦虑以及劳动力异化——““怪诞”(The Uncanny),这是在弗洛伊德的同名论文中被重新定义的名词,它指涉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在里面既感到熟悉,又存在某些难以消弭的陌生感。

卡修斯在第一天进入电话销售公司上班时,镜头刻意对准了格外密集的办公室隔间,在上面停留许久。这是所有人熟稔于心的现代性场景。但很快,当主角拨通第一个电话时,一种非理性的陌生化想象出现了——画面剧烈震动,主角陡然坠入电话那头的场景。在他目睹衰老的客户在为高昂的医疗费肝肠寸断后,同理心让他中断了推销话术,但仅仅片刻,主角再次腾起要成功从客户身上捞钱的想法,之后镜头乘胜追击,不断让卡修斯介入各种场景,卡修斯也越发能够自如地将自己从主体性中抽离,从而建构出一个真正的、被资本驱使的冷漠劳动力形象。

很难说这个故事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作品完全不惮于将人们一次次带入类似的陌生体验,它和整个故事所试图讨论的现实问题构成了一种紧张、相互交错。可以断然地说,《抱歉打扰》中不存在任何喜剧成分,相反,它代表了一个失序、错乱、充满着精神困惑的现代职工困境。

人被工作、收入、阶级和劳动异化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束缚,在后者形成的巨大网络中,他们难以自拔地丧失了自我身份的辨别和确认,变成陌生化的他者。

无独有偶的是,由日本三丽鸥(Sanrio)公司创造的一只卡通熊猫也在今年进入了职场叙事。

名为烈子的动画主角是一个25岁女生,她的生活状态正是如今白领的典型写照:长途通勤、同事暗斗、职场性别歧视、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以及古怪傲慢的老板。

《冲吧烈子》剧照 来源:网络

比起《抱歉打扰》从文本到镜头语言的直露的怪诞性,这部《冲吧烈子》最大程度保留了动画作品的寻常路数。尽管谈论的职场问题有流于表面之嫌,但当职场叙事被嫁接至漫画化的手法时,一种浓墨重彩的夸张体验依然可以轻易地被观众捕捉。

烈子的猪老板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就像现实中那些被吐槽的领导,聪明、狡诈、野心勃勃、深通权术、藐视下层和女性、典型的职场“能人”形象。而当烈子的女同事在进入公司时每每突变出战备状态——脚上忽然踩出高跟鞋、衣冠发光、趾高气昂地踏足在办公室走廊内,它和许多职场女员工对性别上的不安全感一拍即合。

像《冲吧烈子》这样借助动画化手法极尽夸张地呈现职场和现代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正与《抱歉打扰》的超现实表达达成一致。从表面上看,它是夸张、放大、漫画化,但从深层次说,它是另一种真实,或许比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更为精准地贴近当下。这仿佛成了一种新潮流:人们已经很难从规训式的文本中找到他们对现状的共鸣了,福楼拜那种“冷静客观地摹写现实”,要求人物性格、情节转折和细节描写都秉承真实逻辑的书写经验,已经远不如生活本身丰富性带来的复杂程度和不可思议。

很有意思的是,Pawel Jaszczuk的新书《High Fashion》记录了一组醉倒在地的日本工薪族照片。他们白天拼命工作,下班后放纵喝酒,因为错过末班车,又付不起高昂的酒店房价,唯有以街头长椅和街道为家。当这些日本人一身正装、孤身躺倒在街头时,他们仿佛是《抱歉打扰》中异化的马人突入现实。人们在比对后发出一声怪叫,然后开始思考后者的荒诞之于现实的映射性。

醉倒在地的日本工薪族 拍摄:Pawel Jaszczuk

同样,现代雇员的精神困惑也成了这类作品的聚焦点。

在烈子的温婉形象下,始终积聚着非同寻常的怒气和烦闷,尽管极为隐忍,她依然会选择在夜间独自跑到卡拉OK间,通过重金属死亡音乐宣泄情绪,同时怒吼,“我会辞职!这不是我的命运!” 然而进入第二日,烈子又会在一种茫然的惯性中醒来,继续着新一日的温婉与隐忍。这正是当下人们经历的一场悖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努力向前的,但这种按部就班的正确性并不会使人的处境变得更好,相反,它放逐了我们的精神。

在这个无休止的循环里,人们身上出现了很多矛盾的东西,对领导的敬与亵、怒火和隐忍、对无休止工作的热衷与恐惧、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与放纵,对生存现状的清醒与糊涂。这许多的矛盾统一在我们身上,呈现出不可解的姿态。

但如果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超现实的表达并不新鲜。《卫报》专栏记者阿丽莎·夸特(Alissa Quart)则指出,相较于《抱歉打扰》这类“歇斯底里式”的创作风格,当下债务负担带来的普遍经济不安全感催生出的“债务流派”,或许才是区别于过往的一种更新的亚文化形态。它是属于现代人的特有体验:数十年的债务阴云、经济负担的指数式增长,都在将他们推向不安全感的边缘。

阿丽莎提到了出自当代诗人卡米尔·格思里(Camille Guthrie)的一首新作《嘿,维吉尔》(Virgil, Hey):

“啊我!在中年离婚后,我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

在我那如漆黑森林般的失败抵押中

在那松弛的乳房里。

……”

更早些时候,葡萄牙摄影师埃德加·马丁斯(Edgar Martins)的系列摄影作品《这不是一座房子》(This Is Not a House)将视线投注到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正是后者引发了这种新形态的剧烈爆发。马丁斯借助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美国郊区废弃景象,试图暴露“全球经济的普遍弱点以及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

这是一个对现实有很高警觉的艺术家,但当马丁斯的作品出现时,狂放、细腻、周全的写实手法被抛弃了,一种诡异氛围下对现实的破坏变成了他抵达的现实核心——死胡同里的停车标志倾倒在阴森空洞的街道中央,一幢整饬的、无人居住的房屋前大面积地堆砌着建材碎片、家具和混凝土预制板,抑或者是砂石涌入空置房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统共16张摄影作品中,主体性的人始终是缺席的。一种看法认为,正是因为画面中人的缺失,反而在现实中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参与行为”:它给观众创造了介入的机会——作品中令人熟悉的家庭内部装饰诱使着人们进入,而一旦诱导成功,那种代表着经济不安和生存焦灼的债务图景便扑面而来。

《这不是一座房子》作品之一 来源:thewordmagazine.com

这种基于债务的艺术表达不胜枚举,事实上,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了盘踞在每个现代人头顶的阴云,这种情况不分国别。在美国,大约80%的人身背债务,以家庭为单位的欠债目前达到13.15万亿美元,而其中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积累数额巨大的学费欠款。

国内的情况同样严峻:上财高等研究所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家庭债务已经逼近家庭支付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杠杆率数据则显示,今年二季度末,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242.1%增至242.7%,其中,居民杠杆率从2017年末的49%上升到2018年二季度的51%,半年内上升2个百分点,远高于国际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

普遍的批判性观点指出,个人财务结构中负债率的居高不下绝非个体失败的体现。这些负债累累的角色完全不符合“债务即罪恶”的旧比喻——他们不是经典作品里的赌徒、“堕落的女人”,他们只是些再普通不过的劳动者们。

事实上,催生了这一切经济噩梦和“债务流派”的正是全社会系统性的收入不平等,在阿丽莎看来,后者将无辜的人们抛向巨大的混乱不堪,制造他们情绪上的狂怒、虚无、以及歇斯底里——由此派生出了以上种种的超现实表现形式。

尽管整体的基调令人沮丧,但这一类作品依然向人们指出了某些可能的出路。譬如《抱歉打扰》的乐观预言:在最极端的超现实形象“马人”出现时,这些非人化的罪恶正是依靠工人团结得以被击溃。同样在现实中,一些团体也开始发起反抗——美国学生走上了街头抗议学生债务,一些人开始积极地为财务独立做打算,人们更不会忘记2011年那场轰动一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后者正是当下一系列劳工不平等现象的主动对峙者。

就像是经济家们指出的那样,社会结构中的百分之一与百分之九十九业已构成了当下巨大的经济鸿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涓滴理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收入不平等是如何被人为地加剧的。

“而如果这些新文化形态中的故事情节提供了任何指导,”阿丽莎在她的文章最后说,“那就是我们不能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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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碧海 天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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